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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毒皇後”與冰毒網絡
接到記者的采訪電話，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她對“申玉鬥”這個名字還有印象。她解釋說：“主要是因為‘申’姓很少見，所以多看瞭他的案子幾眼。不過，當時並不知道他是韓國人。”畢竟是三年前的案件瞭，讓這位當時還“多看瞭幾眼”的工作人員回憶有關申玉鬥的情況，她無論如何記不太清楚。
就是這個差不多已經被遺忘瞭的韓國毒販，今年11月甚至掀起中韓兩國“外交風波”
。
申玉鬥的被處決，引發韓國媒體“中國處決韓裔毒販事先未知會韓國”的報道;結果韓方經調查發現，中國方面曾提前在1999年1月向韓駐華大使館傳真瞭有關文件。韓國外長韓升洙面對這一現實，曾向公眾道歉說：“作為外交部的首腦，除瞭對不起外，我無話可說。”
隨後，韓國政府宣佈:免去駐華大使館總領事辛亨根、領事金炳權、駐沈陽領事辦公室所長張錫哲、領事李喜準的職務並召回國。韓國《朝鮮日報》的報道解釋說，召回外交官與經過懲戒委員會表決程序的減薪、停職查辦等重罰有所不同，實際上其嚴厲程度甚至超過上述重罰。
12月7日下午，北京大雪，嚴重塞車。韓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贊(法律)白榮基超過約定時間，等瞭遲到的記者整整兩個小時後，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瞭采訪。白榮基希望跟記者談的不是“外交問題”，而是毒品問題。“在韓國，吸毒即犯罪。”白榮基翻著那超過15厘米厚的韓國《大法典》逐條向記者解釋韓國對制販毒的處罰條款，“韓國對毒販最高刑法也有死刑。不過，至今還沒有一例死刑，所以申玉鬥因制毒而被處以死刑引發瞭韓國媒體的強烈關註。”
從歷史角度看，曾在日本留學，並以冰毒為主要研究選題，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學研究所工作的何頌躍說：“韓國的冰毒問題，始於日本的第二次毒品濫用高峰期。”這是在70年代末期。白榮基解釋說：“當時是日本的暴力團派人到韓國尋找二戰期間與他們一同制造毒品(二戰時稱抗疲勞素)的韓國人，並動員他們重操舊業。”這些主要為瞭銷往日本的毒品，結果也在韓國蔓延。
白榮基介紹說：“韓國因此加大瞭打擊力度，並於1989年在韓國大檢察廳(相當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瞭毒品科。”結果冰毒制造再次轉移至我國臺灣地區，隨後又轉移到我國大陸與菲律賓。但是，無論日本，還是韓國，冰毒的吸食並未因自己國內制造者的減少而消失，反而形成新的浪潮。同時，冰毒在亞洲因其制造業的轉移，以及制造業而造成的蔓延形成瞭真正的網絡。韓國面對又一次濫用高峰，白榮基說：“今年4月，韓國大檢察廳成立毒品部，部長相當‘副部級’，比你們中國禁毒局局長的級別還高。借此來加大打擊力度。”
何頌躍說他是最早預言冰毒會成為“21世紀毒品”的專傢之一，而冰毒的洲際網絡已漸次形成，預言正開始變成可怕的現實。
-源頭日本與第三次高峰
當天的最後一堂課，日本老師在臨結束前宣佈說:“明天，我們將帶領大傢去參觀日本暴力團山口組的總部。”公安部禁毒局毒品專傢王剛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和同事們聽到這消息高興得鼓掌。王剛說，如果算上這一次，他已經是第四次去日本，但有機會參觀大名鼎鼎的山口組總部，還是第一次。事後他多少有點疑惑，“暴力團總部允許參觀？”
王剛說，山口組總部在神戶一片高檔住宅區中間，由幾幢別墅構成一個建築群，當然既無門牌號，也無門衛與保安。王剛們的參觀，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參觀，隻是圍著這一建築群轉瞭一圈而已。無論多麼認真觀察，其實都看不清楚別墅裡的情況。王剛和同事當時推測，也許山口組的老大就住在這裡？或許這是他們的辦公總部？疑問更多瞭。
王剛回國後向局裡提交的一份報告很認真地寫到:“在日本，暴力團與黑社會、恐怖組織還不能劃等號。”12月8日，王剛向記者回憶他一個多月前的日本之行時又說，“有瞭這次參觀，我們後來上課，纏著老師問的主要問題就包括暴力團究竟是什麼”。很顯然，王剛給出的結論，也是日本老師反復解釋的結果。
不過，日本警察廳生活安全局藥物對策課課長松井由紀夫在越洋電話裡告訴記者：“日本的第二次吸食冰毒高峰期，可以認定是日本暴力團直接促成;而90年代中後期日本形成的第三次冰毒高峰期，仍然與暴力團有關。稍有不同的是，這次有瞭伊朗人介入。”
在松井由紀夫接受記者的采訪前，同樣經過層層請示，同意首先書面回答記者的問題。在日本警察廳藥物對策課正式的書面回答裡這樣寫道:“(日本)第二次冰毒濫用期，暴力團以此作為資金來源，組織性地進行秘密販賣，因而直接導致瞭濫用。當時，他們(暴力團)在臺灣地區、韓國秘密制造，並走私進入日本。此時，(日本)研究強化瞭處罰規則等必買推薦對策，但沒能完全終止濫用。”研究冰毒的專傢認為，亞洲90年代中後期形成的洲際性的冰毒流行潮流，起始於日本的第二次濫用期。全球范圍內、特別是亞洲地區的冰毒網，起點都於此。
《亞洲事務》雜志描述日本暴力團說，“他們經常雇傭S等級的外國雇傭軍，穿著黑色制服，有密密的文身和人工削短的手指。他們滲透到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合法、非法的行業販賣毒品。他們是化學品商人，自己控制著碼頭，使進口這些毒品成瞭一個慣例。”1991年開始在日本研究冰毒的何頌躍，對日本暴力團也有關註。他解釋說：“日本的暴力團與中國黑社會有一定相似之處，不同在於暴力團都有合法的外衣。犯事而被捕的基本上是小馬仔，他們的根基動不瞭。”
何頌躍向記者解釋說，“日本冰毒之於國際社會，很長時間是一直被忽視的”。日本不被別人更廣泛註意的事實之一是，他們是世界上最早濫用甲基安非他明的國傢。這種濫用開始於二戰結束，直到現在仍然持續著。這種毒品被日本人稱為“非洛芃(Philopon)”。資料表明，1945年至1952年，日本出現精神障礙的吸毒者推定為20萬人，一般吸毒者達55萬人，有過吸毒體驗的高達200萬人以上。這被稱為日本毒品濫用的第一次高峰。非洛芃如此大規模流行的原因之一是，這種曾經為軍需品的藥丸，在當時的日本是合法出售的。一傢名為《韓國觀察》的網站報道說：“二戰時期，這種藥丸最早曾使用於駕駛自殺性飛機的飛行員身上。戰後才開始流向普通日本市民。”
70年代末，日本暴力團促成瞭該國第二次毒品(主要為冰毒)濫用高峰出現。但這兩次流行並未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何頌躍說：“主要原因在於，那時全球范圍內更流行的毒品是海洛因，而冰毒並未被日本之外的其他國傢癮君子認識其‘價值’。”很顯然，由於日本政府的嚴厲打擊，日本的這次流行將生產與制造轉移到瞭海外。其制造技術，在十多年時間裡，漸次傳遞，有瞭“跨國色彩”。這條國際線路為日本—韓國(70年代)—我國臺灣、香港(80年代)—菲律賓與我國大陸(90年代)。與此同時，甲基安非他明真正有瞭更大眾化更流行的稱謂:冰毒與搖頭丸。至此，作為冰毒制造的源頭國傢日本，其身份由冰毒制造國變成純粹的冰毒消費國。
冰毒制造技術的轉移，從原初意義上看，何頌躍說：“是為瞭滿足日本國內癮君子的需要，制造者借此牟利，但造成更為麻煩的後果是，被技術轉移瞭的國傢，其吸食人群也陡增。”從日本警察廳編輯的毒品專集(2001年)裡的流行圖表看，日本的第二次與第三次高峰期並不能看出明顯的峰谷。有所不同的是，有心人王剛在日本搜集資料統計表明:“2000年日本抓捕的暴力團成員中，因販毒而被逮捕的占35.9%;而暴力團在去年一年的總收入中，通過販毒所得為453億日元，占全部所得的34.7%。”暴力團販毒所得雖然仍超過1/3，但比起過去，卻是下降不少。松井由紀夫在12月10日下午的國際長途電話裡，向記者解釋說：“現在，日本的暴力團有瞭伊朗的競爭對手。”
何頌躍在日本讀博士時，滯留日本的伊朗人還主要集中於東京上野公園一帶。後來，松井由紀夫介紹說：“他們(伊朗人)開始做起瞭偽造電話卡生意，憑此建立瞭相對完整的銷售網絡。然後，伊朗人涉足冰毒生意，主要從事冰毒銷售的終端，即街頭零售。開始時候，伊朗人與日本暴力團為瞭冰毒的利潤，還不斷火拼與打鬥，現在打鬥仍然有，但大傢都坐下來開始談判，共享利潤瞭。”
-韓國毒販與跨境制造
一個年輕的冰毒吸食者向《日本檔案》月刊表示：“冰毒在日本遠遠多於其他國傢，因為它太容易得到瞭，除瞭酒精。”《日本檔案》報道，這個吸食者的男朋友傢裡很有錢，大約在90年代初期，她和男朋友一起去瞭斯裡蘭卡，然後又去瞭科倫坡，“我們感覺到瞭絕對的自由，那裡是一個太棒的沖浪勝地”。結果，他們在這裡開始吸毒。
泡沫尚未破滅時的日本，富裕的新一代又重新撿回冰毒。松井由紀夫向記者證實說，“日本濫用毒品的第三次高峰，確實是以青年人為主體。”日本警察廳向記者提供的資料表明:日本毒品94%為冰毒。“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年齡的變化。”何頌躍解釋說，“日本為什麼熱愛冰毒，因為它是興奮類毒品，日本武士精神需要這種藥物輔助，所以毒品與國傢的文化傳統還是有關系的。有所不同的是，過去，日本人吸食冰毒，從‘正面’角度看，還有振作精神的追求，而現在出現的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流行高峰，則主要追求刺激與享樂。”與日本吸食冰毒人群年齡偏低相反，韓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贊白榮基介紹說：“韓國吸食人群，年齡結構在30～50歲之間。”這其中原因，白解釋說，“韓國的冰毒更貴，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很難購買。”
《韓國觀察》網站描述的歷史是:1980年開始，他們(日本暴力團)開始在韓國建立自己的市場。80年中期，韓國每年販運和消費冰毒的上升速度是20%，最終導致韓國政府的嚴厲打擊。這樣，許多冰毒販運集團被完全摧毀，冰毒在韓國變得稀有，價格猛增瞭20倍。相應的數量1992年比1988年減少瞭2/3。不過，從1993年起，韓國的冰毒數量再次升高，被警方抓獲的冰毒數量從3.1公斤上升到29.7公斤，這表明韓國周邊的冰毒市場發生瞭重要變化。
白榮基介紹的最新的情況是:1999年，韓國扣押的從外國進入的毒品是24.5公斤，而去年上升為97.6公斤，今年1～6月冰毒扣押數量已經超過去年一年。新一輪濫用高峰也開始在韓國興起。韓國與日本相似，90%以上癮君子吸食冰毒。“但現在韓國國內已經沒有非法冰毒生產點瞭。這意味著，韓國的冰毒消費完全依賴‘進口’。”
白榮基對韓國冰毒市場分析認為:“韓國的冰毒來源，第一，韓國人到境外直接生產加工，然後銷回韓國;第二，韓國人到國外購買，然後帶回韓國。”有統計表明，1999年，韓國曾查獲的10589起違法者，其中69.1%與走私冰毒有關。而我國是重要的選擇地點。有意味的是，《韓國觀察》網站報道說:盡管今年韓國冰毒的街頭零售價比上一年增長瞭37.5%，但批發價卻下降瞭22.7%，這其間利潤差也擴大瞭若幹。而過去韓國犯罪組織在政府的強力控制下，一般不太從事毒品販運，但最近也開始有瞭涉足跡象。
引發“外交風波”的申玉鬥，是比較早開始“走出國門”直接生產冰毒的韓國人。黑龍江省公安廳禁毒處劉副處長向記者介紹說:申玉鬥當時將冰毒加工廠的地點設在哈爾濱江北——著名的太陽島就在江北，這一帶大多數是農村。哈爾濱近兩年才提出開發江北，而在申玉鬥與鄭某等三個韓國同夥租住農房秘密制造冰毒時，那一帶遠比現在荒僻。劉說，申玉鬥和3名同夥在1997年被逮捕時，申玉鬥37歲，那時他來中國剛剛半年左右，公安人員抓獲他時，他已經制造瞭成品冰10多公斤，而液體狀的非成品冰毒有一噸多，所幸案子破獲及時，申玉鬥的冰毒加工剛剛開展不久，成品冰毒也沒怎麼賣出去。
黑龍江省公安廳崔存德處長說，韓國人在黑龍江省制造冰毒一般都以外商投資的名義辦廠，李庭福和金佑哲就是一例。他們2001年年初租下七臺河市日雜公司的閑置倉庫，還運來一些陳舊木工設備，購進很少量的木材，打出瞭生產傢具的招牌。日雜公司在七臺河市市中心的邊緣地帶，並不惹人註目。七臺河市公安局緝毒大隊李隊長說，李庭福等人在此建的冰毒加工廠占地2000多平方米。
李庭福曾向警方交代說:他在韓國念完大學後，到海軍服役，服役期間隨軍艦出訪瞭很多國傢，包括美國、日本、菲律賓。退役後他開始做起買賣，但是買賣做得不算成功，還兩次入獄，一次是因為偷漏稅，一次是欠銀行貸款。但在服刑期間，學到瞭制作冰毒的技術。
黑龍江省近年就查獲瞭三起韓國人在當地建廠制販冰毒的案子。黑龍江之所以成為韓國人制販冰毒集中的區域，崔存德分析說，因為黑龍江的朝鮮族人較多，這種民族上的共通性，使一些韓國制販冰毒分子很容易在國內找到內線。這樣，一個制販冰毒的網絡就大體形成瞭;原料或者來自韓國——冰毒有多種制造方式，他們從韓國將與之相關的各種化學品——這些化學品可以通過海關報關進入，運進國內;也有在中國尋找原料的。李庭福的冰毒回銷韓國的路徑，他交代說:冰毒在黑龍江省的制造點加工好後，運到山東省的煙臺、威海等地走私出境。這種依靠貨運或旅遊船隻運輸的方式，船員成為主要攜帶者，“一次有幾十公斤、上百公斤的樣子。”
有意思的是，七臺河市緝毒大隊李隊長說:“李庭福進入我們的視線，重要原因是他太有錢瞭。”在七臺河那樣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李庭福和他的同伴每天的消費幾乎達到3000元，結果備受關註，問題迅速暴露。
-“冰毒皇後”與冰毒網絡
與有點小錢而招搖，結果被註意的李庭福們相比，中國禁毒界，特別是冰毒領域，最被重視的是一個女人:李秋萍。這個被“道”上稱為“冰毒皇後”的人物，一直受到國際刑警組織通緝。至少比韓國跨境制毒的毒販們早10年，李秋萍就開始瞭她的跨境制毒生涯。
公安部禁毒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李秋萍，1955年生於中國上海，1962年隨全傢移居香港，1992年投資移民加拿大。早在70年代中期，李即在香港從事制販冰毒活動。1989年至1992年，李竄至大陸，組織指揮境內外不法分子在大陸設立冰毒加工廠，累計將上千公斤冰毒偷運到香港地區、日本、菲律賓等地。
這份材料統計，3年時間內，李秋萍先後在廣東江門(投資500多萬港幣)、東莞(54萬港幣)、清遠(127萬港幣)、福州郊區與福建長樂建立秘密的冰毒加工廠。據我國警方的證據，加拿大警方已經凍結瞭李秋萍在香港的2500多萬港幣和在加拿大120萬加元的販毒非法所得，但李秋萍仍在加拿大逃脫，近10年時間，杳無音訊。
一位毒品專傢介紹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大陸普通市民對一般毒品尚沒有基本的概念，更不用說冰毒瞭。很顯然，李秋萍制造的冰毒基本是“外向型”“出口”生意，但她創造的這種制造技術轉移的地下經濟運作方式，卻使我國南方地區受害極深。10年之後，廣東的冰毒案，仍有報道將其制造者與李秋萍掛上勾。有生產自然有銷售，也就從那時開始，毒販的銷售網絡慢慢地積攢起來。交通部公安局刑偵處處長田衛軍在一份報告裡描述說:1996年，“谷城”號貨輪自福建廈門駛往日本橫濱途中，在臺灣海峽遭遇風暴沉沒，船上的集裝箱漂流到臺灣。臺灣警方在箱內發現25公斤冰毒。同年，“文昌河”輪自福建駛抵日本橫濱，日本警方、海關從該輪卸下的集裝箱中搜出250公斤冰毒。警方從兩名臺灣籍收貨人住宅又搜出278公斤冰毒。結果表明，這兩起案件均為境外販毒集團所為。
公安部有關資料表明，日本因其島國的地理位置，過去的冰毒運輸，大多通過海路完成。而日本暴力團又多控制碼頭，使得買賣雙方容易完成交易。雖然松井由紀夫向記者介紹說，“目前日本航空販運毒品增加”，但海路仍為最重要的通道。
在田衛軍這份報告裡，還有一件更驚人的事情:廣州遠洋公司“洪江”輪，1995年維修時，被發現該輪三艙左舷底水線下毗龍骨上，有一用螺桿固定的不銹鋼箱子。經公安機關檢查，發現箱內裝有海洛因21480克。分析認為，此批毒品系境外販毒集團在境外港口所為。
相對復雜的情況是，相對於海洛因必須有更強大的資金實力與集團組織能力，冰毒對這兩者的要求都不高。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過去由暴力團控制的毒品銷售，現在可以被伊朗人擠進去的緣故。菲律賓駐廈門領事館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菲律賓的冰毒買賣，量大一點的，藏在貨櫃裡;而更多的情況則是，夾藏在服裝、食品、水果與運動鞋裡面。還有一種方式是坐飛機，由菲律賓人與菲律賓華僑在來往中國的過程中攜帶回菲。”
這位官員推測認為:“綜合各種環節，相信其間可能有一些比較大的頭目。但目前還沒有發現。”不過，菲律賓駐中國大使館副領事尼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不認為冰毒可能被少數人所壟斷控制。菲律賓駐廈門領事館的那位官員說：“菲律賓對毒品的法律極其嚴苛，經常有處決毒販的。但其利潤太誘人，因此鋌而走險的也為數不少。”
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毒中心專傢在一份報告裡描述瞭印度尼西亞更為特殊的一種現狀:“經印尼中轉的販毒活動，幕後操縱者多為尼日利亞人。這些尼日利亞人把根據地設在泰國曼谷或泰緬邊境，從‘金三角’地區組織毒品運往印尼，估計每天販運毒品數量在50公斤以上。”更值得註意的事實之一是，金三角地區毒品品種的轉型，冰毒現在已經成為這一地區重要的毒品品種。
雲南禁毒局副局長董勝去年今年連續兩年受邀考察柬埔寨、越南、老撾與緬甸，過去他們最主要討論的問題是海洛因，而今年一位老撾緝毒高官告訴他:“冰毒像洪水一樣，把我們的‘房子’都淹掉瞭喲！”而泰國已經將冰毒危害列為國傢安全的第一號問題。即使在傳統的金三角周邊，海洛因的受害地區，董勝說:“未來很難說冰毒會100%取代海洛因，但冰毒將占更大的市場份額，一定會很快成為事實。”不過，董勝及其雲南重要的禁毒官員向記者表示，目前雲南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冰毒市場。雲南臨滄公安局副局長王方榮在電話裡告訴記者，今年到目前為止，他們已查獲300多公斤金三角的冰毒，“不過，都是從緬甸果敢境內從孟定鎮進入雲南境內，然後計劃從滄源出境再回到緬甸南下進入泰國”。王方榮分析說，“就我的觀察，金三角冰毒的市場目前主要還是南面的東南亞。”
而雲南德宏禁毒支隊隊長王虎則認為：“傳統生產海洛因的金三角地區，現在也加入冰毒市場的爭奪，這不僅使這一地區冰毒網絡更復雜，也使禁毒工作更艱巨。”
-莊楚城案:中國標本
12月7日上午，記者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采訪被媒體稱為“全球最大冰毒制販案”的“莊楚城案”時，那裡正舉行打擊毒品專項宣判執行大會，又有七名制毒販毒者被判處極刑。那是三宗販賣海洛因案。
“海洛因案時不時地有，大大小小的，但冰毒案幾乎就沒有小的，動輒就是大案子，案情又多盤根錯節，相關毒販和地下冰毒廠很多，結案很不容易。而冰毒制造如此猖獗的原因，大概是制造冰毒的原料——如麻黃素和相關化學配劑太容易獲得，而且制造工藝極其簡單，在自傢廚房備幾口鍋就差不多瞭。”對珠江三角洲的冰毒制販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給予這樣的總結。
真正的大頭是“莊楚城案”中的莊楚城、曾運貴、黃顏成等15人，此時還關押在深圳第一看守所內，他們涉案冰毒數量達到驚人程度，截止2001年7月29日，深圳警方從此案相關的制毒工廠、倉庫以及他們的住處共繳獲17329.072公斤的冰毒，價值約56億港幣。首次將這一案件曝光的《南方都市報》，誤以為1999年全球查獲的冰毒總量為16噸，實際上，根據聯合國禁毒委員會的報告顯示，那僅僅是中國1999年的截獲量。禁毒委還認為，1999年中國的這一數字，已占世界毒品截獲量的50%，也就是說，真正的全球毒品截獲量，應為32噸。“莊楚城案”的出現，系“冰毒皇後”在中國南方地區開始“技術轉移”生產冰毒後，一個創紀錄的案件。
有專業人士指出，“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是冰毒制造技術轉移的最大受害國”。有趣的是，據參加過9月11日該案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庭審的記者茍驊回憶，庭審上有人爆出莊楚城系李秋萍前夫的新聞，但當地警方卻不以為然，對記者說:“這僅僅是江湖傳聞，不足為信。”
李秋萍生於1955年，現年已46歲，而莊楚城生於1961年，年方40，相差6歲。外界將他們“拉郎配”的原因也許是:以莊的能耐，似乎不足以搞出這麼大的事兒。
這次抓獲的15名毒販中，有9名是香港居民，化名“花弟”的首犯莊楚城就是其中之一，深圳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表明，他制造冰毒的戰線拉得很廣，從廣西南寧、玉林到廣東惠州，從湖北武漢再到廣東東莞，其後期倉儲基地基本在深圳。
由於案件尚未最終判決，加上該案本身的重大和敏感，深圳公安局、深圳人民檢察院和深圳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有關辦案人員基本都避談這起冰毒案的更多細節。深圳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新聞處負責人李汝健的說法就很耐人尋味:“要說海洛因的案子，怎麼都行，關於冰毒的就不能說。”就連為15名被告辯護的15名龐大律師群，如今也基本拒絕新聞媒體的任何采訪和接觸。
莊楚城案的案發源於菲律賓警方在他們境內查獲125公斤冰毒，他們懷疑這些冰毒來自中國南部沿海，於是大案方才浮出水面。
莊楚城們制造冰毒的“技術支持”則是前南寧制藥企業集團公司總工程師林棋桐，以及另一位懂毒品制造的李雪嵐聯手。而莊楚城則通過一人中間人，付給林、李兩人17萬港幣作為毒資。同年8月，他們將生產出來的5公斤固體冰毒交給莊楚城出售，開始瞭制販冰毒之旅。從這5公斤開始，他們越做越大。起訴書顯示，1996年8月到1997年5月，莊楚城不僅繼續出資讓李雪嵐制造冰毒，還索性親自赴廣西向李要來瞭一整套化學合成冰毒的配方及工序，並自己出門采購原料。莊也同時當起瞭冰毒制作工藝的傳道士，發展下線，又在武漢建起地下冰毒廠。
香港老板與資金、內地員工與原料，產品銷往境外——由李秋萍開創的冰毒生產模式，到瞭莊楚城，至少從冰毒制造數量而言，是上瞭新臺階，成為研究中國冰毒犯罪不可忽略的重要樣本。
-控制麻黃素，控制冰毒
冰毒的直接原料(化學前體)是麻黃素(麻黃堿)，天然麻黃素是從麻黃類植物中提煉獲取的，而這些植物是野生的，連海南省都有麻黃樹。在北緯43度到46、47度是麻黃草最合適的生長區域，所以中國的新疆、甘肅、內蒙等地都盛產這類植物。國傢自90年代開始就嚴密控制麻黃素流入非法途徑，對麻黃草的收購和麻黃素的生產都采取定點制度。“但是麻黃類植物畢竟不同於罌粟和大麻，後兩者隻要有人工種植，法律可以給種植治罪，相對就比較容易控制。”
對於被專業人士稱為“廚房藥(即自己在廚房即可制造)”的冰毒，技術與資金並不構成真正的壓力，而中國成為制造技術轉移重要的受害國，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有極其豐富的麻黃素資源。眾多越境而來的制毒販，看中的也正是這一點。
一位國傢定點制造麻黃素類產品的藥廠總經理馬明(化名)接受瞭記者采訪，他說:“國內第一傢專產麻黃素類產品的企業是內蒙赤峰制藥廠，它從1952年起就開始生產麻黃浸膏，再往前是40年代日本人開設的制藥廠，他們加工麻黃素，除瞭做藥品，也做興奮劑。”
“麻黃草從大類上分，可分兩類，生長於西部的小灌木木賊麻黃和東部的草麻黃。它們根和莖的作用是不同的，莖發汗，根止汗。”馬明說，“全國麻黃素的年產量約為400噸到500噸，盡管在蒙古國、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坦都有產，但他們還未具備采集技術，蒙古國曾試圖與中國發展這類企業，但沒有成功。”
關於如何將麻黃草制成麻黃素，馬明超省錢說:“經過四五十年的探索後，技術基本已經公開瞭，一般是把采集來的草，經過至少8小時的熬煉，進行加減遊離，萃取攜帶中和，這些技術完全是本土化的，所需設備並不復雜。掌握不瞭的，可以通過文獻資料，甚至實地考察來瞭解這一個過程。”
西部含堿量高的麻黃植物，每130～150噸麻黃草可以提煉出1噸麻黃素，東部含堿量低的230噸上下才可以提煉1噸。其初成品如麻黃浸膏、麻黃浸膏粉、甲級麻黃堿、鹽酸麻黃堿和鹽酸偽麻黃堿等。馬明的廠子將這些產品全出口到美國市場，它現在占據瞭美國市場份額的1/4，馬明說:“歐美市場喜好中國麻黃素，因為它們天然，品質好。據說德國的巴斯福化工廠已經在生產完全由化學合成方式做成的麻黃素，但中國以及印度的天然麻黃素還是國外合法制藥公司和各種地下制毒廠的更佳選擇。”
美國進口麻黃素每年達到瞭1200～1400噸，它們被用於制造減肥藥(麻黃素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藥品、保健品和飲品等，他們拒絕化學合成麻黃素的進入，認為品質不純。
在馬明所在的藥廠，具有100萬畝野生麻黃草資源，另有3000多畝是人工種植的。麻黃草根長五六米深，對制沙還有特殊功效。最好的野生地每畝能割200公斤草，而人工封育的每畝采集的麻黃草可以達到600公斤。僅內蒙一地生長面積就達到1000萬畝左右，是經濟來源相對貧乏的當地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采集通常由當地農民相對多餘的勞動力進行。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草好天氣好的時候，每人每天能采100公斤，不好的時候，能采20到30公斤。當地政府在一些地方定點設置采購點，每公斤的采購價格0.8元到0.82元，遠距離的0.95元，每噸草不過800元。哪怕以含堿量較低的東部麻黃草計算，每230噸提煉1噸麻黃素，草原料的成本價格不過每噸18.4萬元。這些麻黃草提煉的麻黃素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其價格鏈條就開始瞭驚人的變化。據何頌躍提供的資料，在1996年初中國境內每噸42萬元的麻黃素在緬北賣到130萬元，1996年8月，每噸麻黃素已經炒賣到300萬元，11月份冰毒主要生產地佤幫控制地區每噸售到1100萬元。如果制成冰毒後，每公斤冰毒可以加工藥片2.5到3萬片，按照佤幫“批發價”每片5元計算，每公斤冰毒可售價12.5到15萬人民幣，每噸達1.25到1.5億人民幣，如果販運到泰國，每片可以售價4到6美元。
而最終與吸毒者交易時，就是達到瞭難以估量的更高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每片不等。
雲南省禁毒局綜合處副處長李宜融告訴記者，據不久前捕獲的大毒梟譚曉林說，他被捕前從印度因帕爾地區運入3噸麻黃素，進貨每噸價格為75萬人民幣，到緬北金三角後升值為3000萬人民幣，這應該是目前黑道麻黃素的最新報價。
麻黃素加上淀粉就制成麻黃素單方制劑，它們隻需要重新溶於水，與淀粉分離，就可以獲得純麻黃素。原來國傢對此並無控制，後來發現東北省份如吉林、黑龍江等地有人買下單方制劑出口俄羅斯，到境外再從中提煉麻黃素。現在國內麻黃素定點生產企業據馬明說隻有22傢，但記者在網上檢索到的一份名單卻顯示至少有107傢。
藥廠經理馬明形容他自己既是坐在金山上又是坐在火藥桶上，稍一疏忽就可能被毒販收買。他承認底線其實是很容易突破的，曾有一些沿海地區的毒販層層托關系找到他，想從他手裡購買到一些麻黃素。內部管理比起職業腐敗來說，算是簡單的，比如他的廠子就采取瞭本廠職工在上下班都經過隨身攜帶物品檢查，每天下班前，藥品雙人雙鎖入庫，但是購用證明的偽造，也並沒有想象中的困難。馬明說自己為瞭保證萬無一失，常常親自把藥品送到口岸去，直接裝船。
李宜融說：“80年代，緬甸禁毒界就有這個觀念，即‘沒有化學品，就沒有海洛因’。”由此推導，控制麻黃素，就是控制冰毒。國傢外經貿部貿易秩序處負責的一項項目，就是管理包括麻黃素在內的22種聯合國禁毒委員會規定的易制毒化學品的進出口審批程序。藥廠如果需要買進麻黃素作為制藥原料，必須先報請公安部禁毒局發放購買、運輸、生產許可證，各地公安局、經貿委協同核查，出口的海關隻有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四處。這些化學品的買賣是有限量的，化工部要定期對它們進行核查。中國的努力，目前已看到部分的收獲。由於雲南警方嚴密的檢查，現在緬甸制毒集團從中國輸入麻黃素的數量已大為降低。這點得到瞭國際禁毒會議上一位緬甸代表的承認，他證實:目前從印度進入緬甸的麻黃素已達到60%，而從中緬、泰緬邊境進來的有約40%。
在國傢的多重控制下，藥廠出紕漏在理論上是很困難的，但藥廠生存的狀況與他們掌握的資源卻不對稱。今天，馬明經營的藥廠是當地的稅收支柱產業，但藥廠本身的狀況卻堪憂，在企業股份制改革後，馬明稱要收回股份需要約200年的時間，職工月工資五六百元，能按時開支就不錯瞭。這層現實，使他們在努力把持自己顯得極其可貴的同時，恐怕也需要另外的、更強大的力量給予扶持。
(資訊)
化學前體
關於國際販毒，當前各國執行的有三個國際公約，即《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年精神藥品公約》以及《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既必須采取必要措施將受管制藥品的生產、制造、進熱賣口、出口、分配、儲存、貿易、使用和擁有等隻限於醫療和科研目的，並要求各國定期向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報送各種藥品的統計和劑量。
1988年公約是專門針對毒品販運而成立的，目前已有97個國傢和歐共體參加，中國是第二個正式參加國。作為前20名加入國傢成為公約的發起國之一。
公約將常用於非法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物質分為兩類列表進行管制。
表1的化學物質有11種，都是制造毒品的前體。
1.N-乙酰氨基苯甲酸
2.麻黃堿
3.麥角新堿
4.麥角胺
5.異黃樟醚
6.麥角酸
7.3，4-亞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8.1-苯基-2-丙酮
9.胡椒醛
10.偽麻黃堿
11.黃樟腦
表2的物質有11種，它們都是在制造過程中用來參與化學反應或者加工處理的化學品
1.醋酸酐
2.丙酮
3.鄰氨基苯甲酸
4.乙醚
5.鹽酸
6.硫酸
7.甲乙酮
8.派啶
9.高錳酸鉀
10.甲苯
11.本乙酸
國傢麻醉品實驗室的工作之一，就是為公安部禁毒生產用來給繳獲毒品做參照物的標準毒品樣本，這對認定毒販販運的是否是毒品，毒品純度有多少，以及最後的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一手創辦該實驗室的朱霽紅說:“在表1的物質中，屬於一類禁止自由流通和貿易的化學品，它們都是制造毒品不可缺少的原料，麻黃堿是造冰毒用的，麥角胺是造LSD用的，其他也都多少用於制造某些興奮劑。二類中的化學品，是一些化學試劑，比如鹽酸，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促使液態冰毒鹽化成固體冰毒，有時候需氧化瞭，就用一下比如高錳酸鉀。醋酸酐則是合成海洛因中不可缺少的。”
主筆李鴻谷 記者巫昂 金焱 甄方潔 紀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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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毒皇後”與冰毒網絡
接到記者的采訪電話，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她對“申玉鬥”這個名字還有印象。她解釋說：“主要是因為‘申’姓很少見，所以多看瞭他的案子幾眼。不過，當時並不知道他是韓國人。”畢竟是三年前的案件瞭，讓這位當時還“多看瞭幾眼”的工作人員回憶有關申玉鬥的情況，她無論如何記不太清楚。
就是這個差不多已經被遺忘瞭的韓國毒販，今年11月甚至掀起中韓兩國“外交風波”
。
申玉鬥的被處決，引發韓國媒體“中國處決韓裔毒販事先未知會韓國”的報道;結果韓方經調查發現，中國方面曾提前在1999年1月向韓駐華大使館傳真瞭有關文件。韓國外長韓升洙面對這一現實，曾向公眾道歉說：“作為外交部的首腦，除瞭對不起外，我無話可說。”
隨後，韓國政府宣佈:免去駐華大使館總領事辛亨根、領事金炳權、駐沈陽領事辦公室所長張錫哲、領事李喜準的職務並召回國。韓國《朝鮮日報》的報道解釋說，召回外交官與經過懲戒委員會表決程序的減薪、停職查辦等重罰有所不同，實際上其嚴厲程度甚至超過上述重罰。
12月7日下午，北京大雪，嚴重塞車。韓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贊(法律)白榮基超過約定時間，等瞭遲到的記者整整兩個小時後，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瞭采訪。白榮基希望跟記者談的不是“外交問題”，而是毒品問題。“在韓國，吸毒即犯罪。”白榮基翻著那超過15厘米厚的韓國《大法典》逐條向記者解釋韓國對制販毒的處罰條款，“韓國對毒販最高刑法也有死刑。不過，至今還沒有一例死刑，所以申玉鬥因制毒而被處以死刑引發瞭韓國媒體的強烈關註。”
從歷史角度看，曾在日本留學，並以冰毒為主要研究選題，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學研究所工作的何頌躍說：“韓國的冰毒問題，始於日本的第二次毒品濫用高峰期。”這是在70年代末期。白榮基解釋說：“當時是日本的暴力團派人到韓國尋找二戰期間與他們一同制造毒品(二戰時稱抗疲勞素)的韓國人，並動員他們重操舊業。”這些主要為瞭銷往日本的毒品，結果也在韓國蔓延。
白榮基介紹說：“韓國因此加大瞭打擊力度，並於1989年在韓國大檢察廳(相當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瞭毒品科。”結果冰毒制造再次轉移至我國臺灣地區，隨後又轉移到我國大陸與菲律賓。但是，無論日本，還是韓國，冰毒的吸食並未因自己國內制造者的減少而消失，反而形成新的浪潮。同時，冰毒在亞洲因其制造業的轉移，以及制造業而造成的蔓延形成瞭真正的網絡。韓國面對又一次濫用高峰，白榮基說：“今年4月，韓國大檢察廳成立毒品部，部長相當‘副部級’，比你們中國禁毒局局長的級別還高。借此來加大打擊力度。”
何頌躍說他是最早預言冰毒會成為“21世紀毒品”的專傢之一，而冰毒的洲際網絡已漸次形成，預言正開始變成可怕的現實。
-源頭日本與第三次高峰
當天的最後一堂課，日本老師在臨結束前宣佈說:“明天，我們將帶領大傢去參觀日本暴力團山口組的總部。”公安部禁毒局毒品專傢王剛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和同事們聽到這消息高興得鼓掌。王剛說，如果算上這一次，他已經是第四次去日本，但有機會參觀大名鼎鼎的山口組總部，還是第一次。事後他多少有點疑惑，“暴力團總部允許參觀？”
王剛說，山口組總部在神戶一片高檔住宅區中間，由幾幢別墅構成一個建築群，當然既無門牌號，也無門衛與保安。王剛們的參觀，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參觀，隻是圍著這一建築群轉瞭一圈而已。無論多麼認真觀察，其實都看不清楚別墅裡的情況。王剛和同事當時推測，也許山口組的老大就住在這裡？或許這是他們的辦公總部？疑問更多瞭。
王剛回國後向局裡提交的一份報告很認真地寫到:“在日本，暴力團與黑社會、恐怖組織還不能劃等號。”12月8日，王剛向記者回憶他一個多月前的日本之行時又說，“有瞭這次參觀，我們後來上課，纏著老師問的主要問題就包括暴力團究竟是什麼”。很顯然，王剛給出的結論，也是日本老師反復解釋的結果。
不過，日本警察廳生活安全局藥物對策課課長松井由紀夫在越洋電話裡告訴記者：“日本的第二次吸食冰毒高峰期，可以認定是日本暴力團直接促成;而90年代中後期日本形成的第三次冰毒高峰期，仍然與暴力團有關。稍有不同的是，這次有瞭伊朗人介入。”
在松井由紀夫接受記者的采訪前，同樣經過層層請示，同意首先書面回答記者的問題。在日本警察廳藥物對策課正式的書面回答裡這樣寫道:“(日本)第二次冰毒濫用期，暴力團以此作為資金來源，組織性地進行秘密販賣，因而直接導致瞭濫用。當時，他們(暴力團)在臺灣地區、韓國秘密制造，並走私進入日本。此時，(日本)研究強化瞭處罰規則等必買推薦對策，但沒能完全終止濫用。”研究冰毒的專傢認為，亞洲90年代中後期形成的洲際性的冰毒流行潮流，起始於日本的第二次濫用期。全球范圍內、特別是亞洲地區的冰毒網，起點都於此。
《亞洲事務》雜志描述日本暴力團說，“他們經常雇傭S等級的外國雇傭軍，穿著黑色制服，有密密的文身和人工削短的手指。他們滲透到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合法、非法的行業販賣毒品。他們是化學品商人，自己控制著碼頭，使進口這些毒品成瞭一個慣例。”1991年開始在日本研究冰毒的何頌躍，對日本暴力團也有關註。他解釋說：“日本的暴力團與中國黑社會有一定相似之處，不同在於暴力團都有合法的外衣。犯事而被捕的基本上是小馬仔，他們的根基動不瞭。”
何頌躍向記者解釋說，“日本冰毒之於國際社會，很長時間是一直被忽視的”。日本不被別人更廣泛註意的事實之一是，他們是世界上最早濫用甲基安非他明的國傢。這種濫用開始於二戰結束，直到現在仍然持續著。這種毒品被日本人稱為“非洛芃(Philopon)”。資料表明，1945年至1952年，日本出現精神障礙的吸毒者推定為20萬人，一般吸毒者達55萬人，有過吸毒體驗的高達200萬人以上。這被稱為日本毒品濫用的第一次高峰。非洛芃如此大規模流行的原因之一是，這種曾經為軍需品的藥丸，在當時的日本是合法出售的。一傢名為《韓國觀察》的網站報道說：“二戰時期，這種藥丸最早曾使用於駕駛自殺性飛機的飛行員身上。戰後才開始流向普通日本市民。”
70年代末，日本暴力團促成瞭該國第二次毒品(主要為冰毒)濫用高峰出現。但這兩次流行並未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何頌躍說：“主要原因在於，那時全球范圍內更流行的毒品是海洛因，而冰毒並未被日本之外的其他國傢癮君子認識其‘價值’。”很顯然，由於日本政府的嚴厲打擊，日本的這次流行將生產與制造轉移到瞭海外。其制造技術，在十多年時間裡，漸次傳遞，有瞭“跨國色彩”。這條國際線路為日本—韓國(70年代)—我國臺灣、香港(80年代)—菲律賓與我國大陸(90年代)。與此同時，甲基安非他明真正有瞭更大眾化更流行的稱謂:冰毒與搖頭丸。至此，作為冰毒制造的源頭國傢日本，其身份由冰毒制造國變成純粹的冰毒消費國。
冰毒制造技術的轉移，從原初意義上看，何頌躍說：“是為瞭滿足日本國內癮君子的需要，制造者借此牟利，但造成更為麻煩的後果是，被技術轉移瞭的國傢，其吸食人群也陡增。”從日本警察廳編輯的毒品專集(2001年)裡的流行圖表看，日本的第二次與第三次高峰期並不能看出明顯的峰谷。有所不同的是，有心人王剛在日本搜集資料統計表明:“2000年日本抓捕的暴力團成員中，因販毒而被逮捕的占35.9%;而暴力團在去年一年的總收入中，通過販毒所得為453億日元，占全部所得的34.7%。”暴力團販毒所得雖然仍超過1/3，但比起過去，卻是下降不少。松井由紀夫在12月10日下午的國際長途電話裡，向記者解釋說：“現在，日本的暴力團有瞭伊朗的競爭對手。”
何頌躍在日本讀博士時，滯留日本的伊朗人還主要集中於東京上野公園一帶。後來，松井由紀夫介紹說：“他們(伊朗人)開始做起瞭偽造電話卡生意，憑此建立瞭相對完整的銷售網絡。然後，伊朗人涉足冰毒生意，主要從事冰毒銷售的終端，即街頭零售。開始時候，伊朗人與日本暴力團為瞭冰毒的利潤，還不斷火拼與打鬥，現在打鬥仍然有，但大傢都坐下來開始談判，共享利潤瞭。”
-韓國毒販與跨境制造
一個年輕的冰毒吸食者向《日本檔案》月刊表示：“冰毒在日本遠遠多於其他國傢，因為它太容易得到瞭，除瞭酒精。”《日本檔案》報道，這個吸食者的男朋友傢裡很有錢，大約在90年代初期，她和男朋友一起去瞭斯裡蘭卡，然後又去瞭科倫坡，“我們感覺到瞭絕對的自由，那裡是一個太棒的沖浪勝地”。結果，他們在這裡開始吸毒。
泡沫尚未破滅時的日本，富裕的新一代又重新撿回冰毒。松井由紀夫向記者證實說，“日本濫用毒品的第三次高峰，確實是以青年人為主體。”日本警察廳向記者提供的資料表明:日本毒品94%為冰毒。“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年齡的變化。”何頌躍解釋說，“日本為什麼熱愛冰毒，因為它是興奮類毒品，日本武士精神需要這種藥物輔助，所以毒品與國傢的文化傳統還是有關系的。有所不同的是，過去，日本人吸食冰毒，從‘正面’角度看，還有振作精神的追求，而現在出現的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流行高峰，則主要追求刺激與享樂。”與日本吸食冰毒人群年齡偏低相反，韓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贊白榮基介紹說：“韓國吸食人群，年齡結構在30～50歲之間。”這其中原因，白解釋說，“韓國的冰毒更貴，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很難購買。”
《韓國觀察》網站描述的歷史是:1980年開始，他們(日本暴力團)開始在韓國建立自己的市場。80年中期，韓國每年販運和消費冰毒的上升速度是20%，最終導致韓國政府的嚴厲打擊。這樣，許多冰毒販運集團被完全摧毀，冰毒在韓國變得稀有，價格猛增瞭20倍。相應的數量1992年比1988年減少瞭2/3。不過，從1993年起，韓國的冰毒數量再次升高，被警方抓獲的冰毒數量從3.1公斤上升到29.7公斤，這表明韓國周邊的冰毒市場發生瞭重要變化。
白榮基介紹的最新的情況是:1999年，韓國扣押的從外國進入的毒品是24.5公斤，而去年上升為97.6公斤，今年1～6月冰毒扣押數量已經超過去年一年。新一輪濫用高峰也開始在韓國興起。韓國與日本相似，90%以上癮君子吸食冰毒。“但現在韓國國內已經沒有非法冰毒生產點瞭。這意味著，韓國的冰毒消費完全依賴‘進口’。”
白榮基對韓國冰毒市場分析認為:“韓國的冰毒來源，第一，韓國人到境外直接生產加工，然後銷回韓國;第二，韓國人到國外購買，然後帶回韓國。”有統計表明，1999年，韓國曾查獲的10589起違法者，其中69.1%與走私冰毒有關。而我國是重要的選擇地點。有意味的是，《韓國觀察》網站報道說:盡管今年韓國冰毒的街頭零售價比上一年增長瞭37.5%，但批發價卻下降瞭22.7%，這其間利潤差也擴大瞭若幹。而過去韓國犯罪組織在政府的強力控制下，一般不太從事毒品販運，但最近也開始有瞭涉足跡象。
引發“外交風波”的申玉鬥，是比較早開始“走出國門”直接生產冰毒的韓國人。黑龍江省公安廳禁毒處劉副處長向記者介紹說:申玉鬥當時將冰毒加工廠的地點設在哈爾濱江北——著名的太陽島就在江北，這一帶大多數是農村。哈爾濱近兩年才提出開發江北，而在申玉鬥與鄭某等三個韓國同夥租住農房秘密制造冰毒時，那一帶遠比現在荒僻。劉說，申玉鬥和3名同夥在1997年被逮捕時，申玉鬥37歲，那時他來中國剛剛半年左右，公安人員抓獲他時，他已經制造瞭成品冰10多公斤，而液體狀的非成品冰毒有一噸多，所幸案子破獲及時，申玉鬥的冰毒加工剛剛開展不久，成品冰毒也沒怎麼賣出去。
黑龍江省公安廳崔存德處長說，韓國人在黑龍江省制造冰毒一般都以外商投資的名義辦廠，李庭福和金佑哲就是一例。他們2001年年初租下七臺河市日雜公司的閑置倉庫，還運來一些陳舊木工設備，購進很少量的木材，打出瞭生產傢具的招牌。日雜公司在七臺河市市中心的邊緣地帶，並不惹人註目。七臺河市公安局緝毒大隊李隊長說，李庭福等人在此建的冰毒加工廠占地2000多平方米。
李庭福曾向警方交代說:他在韓國念完大學後，到海軍服役，服役期間隨軍艦出訪瞭很多國傢，包括美國、日本、菲律賓。退役後他開始做起買賣，但是買賣做得不算成功，還兩次入獄，一次是因為偷漏稅，一次是欠銀行貸款。但在服刑期間，學到瞭制作冰毒的技術。
黑龍江省近年就查獲瞭三起韓國人在當地建廠制販冰毒的案子。黑龍江之所以成為韓國人制販冰毒集中的區域，崔存德分析說，因為黑龍江的朝鮮族人較多，這種民族上的共通性，使一些韓國制販冰毒分子很容易在國內找到內線。這樣，一個制販冰毒的網絡就大體形成瞭;原料或者來自韓國——冰毒有多種制造方式，他們從韓國將與之相關的各種化學品——這些化學品可以通過海關報關進入，運進國內;也有在中國尋找原料的。李庭福的冰毒回銷韓國的路徑，他交代說:冰毒在黑龍江省的制造點加工好後，運到山東省的煙臺、威海等地走私出境。這種依靠貨運或旅遊船隻運輸的方式，船員成為主要攜帶者，“一次有幾十公斤、上百公斤的樣子。”
有意思的是，七臺河市緝毒大隊李隊長說:“李庭福進入我們的視線，重要原因是他太有錢瞭。”在七臺河那樣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李庭福和他的同伴每天的消費幾乎達到3000元，結果備受關註，問題迅速暴露。
-“冰毒皇後”與冰毒網絡
與有點小錢而招搖，結果被註意的李庭福們相比，中國禁毒界，特別是冰毒領域，最被重視的是一個女人:李秋萍。這個被“道”上稱為“冰毒皇後”的人物，一直受到國際刑警組織通緝。至少比韓國跨境制毒的毒販們早10年，李秋萍就開始瞭她的跨境制毒生涯。
公安部禁毒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李秋萍，1955年生於中國上海，1962年隨全傢移居香港，1992年投資移民加拿大。早在70年代中期，李即在香港從事制販冰毒活動。1989年至1992年，李竄至大陸，組織指揮境內外不法分子在大陸設立冰毒加工廠，累計將上千公斤冰毒偷運到香港地區、日本、菲律賓等地。
這份材料統計，3年時間內，李秋萍先後在廣東江門(投資500多萬港幣)、東莞(54萬港幣)、清遠(127萬港幣)、福州郊區與福建長樂建立秘密的冰毒加工廠。據我國警方的證據，加拿大警方已經凍結瞭李秋萍在香港的2500多萬港幣和在加拿大120萬加元的販毒非法所得，但李秋萍仍在加拿大逃脫，近10年時間，杳無音訊。
一位毒品專傢介紹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大陸普通市民對一般毒品尚沒有基本的概念，更不用說冰毒瞭。很顯然，李秋萍制造的冰毒基本是“外向型”“出口”生意，但她創造的這種制造技術轉移的地下經濟運作方式，卻使我國南方地區受害極深。10年之後，廣東的冰毒案，仍有報道將其制造者與李秋萍掛上勾。有生產自然有銷售，也就從那時開始，毒販的銷售網絡慢慢地積攢起來。交通部公安局刑偵處處長田衛軍在一份報告裡描述說:1996年，“谷城”號貨輪自福建廈門駛往日本橫濱途中，在臺灣海峽遭遇風暴沉沒，船上的集裝箱漂流到臺灣。臺灣警方在箱內發現25公斤冰毒。同年，“文昌河”輪自福建駛抵日本橫濱，日本警方、海關從該輪卸下的集裝箱中搜出250公斤冰毒。警方從兩名臺灣籍收貨人住宅又搜出278公斤冰毒。結果表明，這兩起案件均為境外販毒集團所為。
公安部有關資料表明，日本因其島國的地理位置，過去的冰毒運輸，大多通過海路完成。而日本暴力團又多控制碼頭，使得買賣雙方容易完成交易。雖然松井由紀夫向記者介紹說，“目前日本航空販運毒品增加”，但海路仍為最重要的通道。
在田衛軍這份報告裡，還有一件更驚人的事情:廣州遠洋公司“洪江”輪，1995年維修時，被發現該輪三艙左舷底水線下毗龍骨上，有一用螺桿固定的不銹鋼箱子。經公安機關檢查，發現箱內裝有海洛因21480克。分析認為，此批毒品系境外販毒集團在境外港口所為。
相對復雜的情況是，相對於海洛因必須有更強大的資金實力與集團組織能力，冰毒對這兩者的要求都不高。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過去由暴力團控制的毒品銷售，現在可以被伊朗人擠進去的緣故。菲律賓駐廈門領事館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菲律賓的冰毒買賣，量大一點的，藏在貨櫃裡;而更多的情況則是，夾藏在服裝、食品、水果與運動鞋裡面。還有一種方式是坐飛機，由菲律賓人與菲律賓華僑在來往中國的過程中攜帶回菲。”
這位官員推測認為:“綜合各種環節，相信其間可能有一些比較大的頭目。但目前還沒有發現。”不過，菲律賓駐中國大使館副領事尼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不認為冰毒可能被少數人所壟斷控制。菲律賓駐廈門領事館的那位官員說：“菲律賓對毒品的法律極其嚴苛，經常有處決毒販的。但其利潤太誘人，因此鋌而走險的也為數不少。”
美國中央情報局反毒中心專傢在一份報告裡描述瞭印度尼西亞更為特殊的一種現狀:“經印尼中轉的販毒活動，幕後操縱者多為尼日利亞人。這些尼日利亞人把根據地設在泰國曼谷或泰緬邊境，從‘金三角’地區組織毒品運往印尼，估計每天販運毒品數量在50公斤以上。”更值得註意的事實之一是，金三角地區毒品品種的轉型，冰毒現在已經成為這一地區重要的毒品品種。
雲南禁毒局副局長董勝去年今年連續兩年受邀考察柬埔寨、越南、老撾與緬甸，過去他們最主要討論的問題是海洛因，而今年一位老撾緝毒高官告訴他:“冰毒像洪水一樣，把我們的‘房子’都淹掉瞭喲！”而泰國已經將冰毒危害列為國傢安全的第一號問題。即使在傳統的金三角周邊，海洛因的受害地區，董勝說:“未來很難說冰毒會100%取代海洛因，但冰毒將占更大的市場份額，一定會很快成為事實。”不過，董勝及其雲南重要的禁毒官員向記者表示，目前雲南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冰毒市場。雲南臨滄公安局副局長王方榮在電話裡告訴記者，今年到目前為止，他們已查獲300多公斤金三角的冰毒，“不過，都是從緬甸果敢境內從孟定鎮進入雲南境內，然後計劃從滄源出境再回到緬甸南下進入泰國”。王方榮分析說，“就我的觀察，金三角冰毒的市場目前主要還是南面的東南亞。”
而雲南德宏禁毒支隊隊長王虎則認為：“傳統生產海洛因的金三角地區，現在也加入冰毒市場的爭奪，這不僅使這一地區冰毒網絡更復雜，也使禁毒工作更艱巨。”
-莊楚城案:中國標本
12月7日上午，記者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采訪被媒體稱為“全球最大冰毒制販案”的“莊楚城案”時，那裡正舉行打擊毒品專項宣判執行大會，又有七名制毒販毒者被判處極刑。那是三宗販賣海洛因案。
“海洛因案時不時地有，大大小小的，但冰毒案幾乎就沒有小的，動輒就是大案子，案情又多盤根錯節，相關毒販和地下冰毒廠很多，結案很不容易。而冰毒制造如此猖獗的原因，大概是制造冰毒的原料——如麻黃素和相關化學配劑太容易獲得，而且制造工藝極其簡單，在自傢廚房備幾口鍋就差不多瞭。”對珠江三角洲的冰毒制販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給予這樣的總結。
真正的大頭是“莊楚城案”中的莊楚城、曾運貴、黃顏成等15人，此時還關押在深圳第一看守所內，他們涉案冰毒數量達到驚人程度，截止2001年7月29日，深圳警方從此案相關的制毒工廠、倉庫以及他們的住處共繳獲17329.072公斤的冰毒，價值約56億港幣。首次將這一案件曝光的《南方都市報》，誤以為1999年全球查獲的冰毒總量為16噸，實際上，根據聯合國禁毒委員會的報告顯示，那僅僅是中國1999年的截獲量。禁毒委還認為，1999年中國的這一數字，已占世界毒品截獲量的50%，也就是說，真正的全球毒品截獲量，應為32噸。“莊楚城案”的出現，系“冰毒皇後”在中國南方地區開始“技術轉移”生產冰毒後，一個創紀錄的案件。
有專業人士指出，“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是冰毒制造技術轉移的最大受害國”。有趣的是，據參加過9月11日該案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庭審的記者茍驊回憶，庭審上有人爆出莊楚城系李秋萍前夫的新聞，但當地警方卻不以為然，對記者說:“這僅僅是江湖傳聞，不足為信。”
李秋萍生於1955年，現年已46歲，而莊楚城生於1961年，年方40，相差6歲。外界將他們“拉郎配”的原因也許是:以莊的能耐，似乎不足以搞出這麼大的事兒。
這次抓獲的15名毒販中，有9名是香港居民，化名“花弟”的首犯莊楚城就是其中之一，深圳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表明，他制造冰毒的戰線拉得很廣，從廣西南寧、玉林到廣東惠州，從湖北武漢再到廣東東莞，其後期倉儲基地基本在深圳。
由於案件尚未最終判決，加上該案本身的重大和敏感，深圳公安局、深圳人民檢察院和深圳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有關辦案人員基本都避談這起冰毒案的更多細節。深圳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新聞處負責人李汝健的說法就很耐人尋味:“要說海洛因的案子，怎麼都行，關於冰毒的就不能說。”就連為15名被告辯護的15名龐大律師群，如今也基本拒絕新聞媒體的任何采訪和接觸。
莊楚城案的案發源於菲律賓警方在他們境內查獲125公斤冰毒，他們懷疑這些冰毒來自中國南部沿海，於是大案方才浮出水面。
莊楚城們制造冰毒的“技術支持”則是前南寧制藥企業集團公司總工程師林棋桐，以及另一位懂毒品制造的李雪嵐聯手。而莊楚城則通過一人中間人，付給林、李兩人17萬港幣作為毒資。同年8月，他們將生產出來的5公斤固體冰毒交給莊楚城出售，開始瞭制販冰毒之旅。從這5公斤開始，他們越做越大。起訴書顯示，1996年8月到1997年5月，莊楚城不僅繼續出資讓李雪嵐制造冰毒，還索性親自赴廣西向李要來瞭一整套化學合成冰毒的配方及工序，並自己出門采購原料。莊也同時當起瞭冰毒制作工藝的傳道士，發展下線，又在武漢建起地下冰毒廠。
香港老板與資金、內地員工與原料，產品銷往境外——由李秋萍開創的冰毒生產模式，到瞭莊楚城，至少從冰毒制造數量而言，是上瞭新臺階，成為研究中國冰毒犯罪不可忽略的重要樣本。
-控制麻黃素，控制冰毒
冰毒的直接原料(化學前體)是麻黃素(麻黃堿)，天然麻黃素是從麻黃類植物中提煉獲取的，而這些植物是野生的，連海南省都有麻黃樹。在北緯43度到46、47度是麻黃草最合適的生長區域，所以中國的新疆、甘肅、內蒙等地都盛產這類植物。國傢自90年代開始就嚴密控制麻黃素流入非法途徑，對麻黃草的收購和麻黃素的生產都采取定點制度。“但是麻黃類植物畢竟不同於罌粟和大麻，後兩者隻要有人工種植，法律可以給種植治罪，相對就比較容易控制。”
對於被專業人士稱為“廚房藥(即自己在廚房即可制造)”的冰毒，技術與資金並不構成真正的壓力，而中國成為制造技術轉移重要的受害國，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有極其豐富的麻黃素資源。眾多越境而來的制毒販，看中的也正是這一點。
一位國傢定點制造麻黃素類產品的藥廠總經理馬明(化名)接受瞭記者采訪，他說:“國內第一傢專產麻黃素類產品的企業是內蒙赤峰制藥廠，它從1952年起就開始生產麻黃浸膏，再往前是40年代日本人開設的制藥廠，他們加工麻黃素，除瞭做藥品，也做興奮劑。”
“麻黃草從大類上分，可分兩類，生長於西部的小灌木木賊麻黃和東部的草麻黃。它們根和莖的作用是不同的，莖發汗，根止汗。”馬明說，“全國麻黃素的年產量約為400噸到500噸，盡管在蒙古國、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坦都有產，但他們還未具備采集技術，蒙古國曾試圖與中國發展這類企業，但沒有成功。”
關於如何將麻黃草制成麻黃素，馬明超省錢說:“經過四五十年的探索後，技術基本已經公開瞭，一般是把采集來的草，經過至少8小時的熬煉，進行加減遊離，萃取攜帶中和，這些技術完全是本土化的，所需設備並不復雜。掌握不瞭的，可以通過文獻資料，甚至實地考察來瞭解這一個過程。”
西部含堿量高的麻黃植物，每130～150噸麻黃草可以提煉出1噸麻黃素，東部含堿量低的230噸上下才可以提煉1噸。其初成品如麻黃浸膏、麻黃浸膏粉、甲級麻黃堿、鹽酸麻黃堿和鹽酸偽麻黃堿等。馬明的廠子將這些產品全出口到美國市場，它現在占據瞭美國市場份額的1/4，馬明說:“歐美市場喜好中國麻黃素，因為它們天然，品質好。據說德國的巴斯福化工廠已經在生產完全由化學合成方式做成的麻黃素，但中國以及印度的天然麻黃素還是國外合法制藥公司和各種地下制毒廠的更佳選擇。”
美國進口麻黃素每年達到瞭1200～1400噸，它們被用於制造減肥藥(麻黃素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藥品、保健品和飲品等，他們拒絕化學合成麻黃素的進入，認為品質不純。
在馬明所在的藥廠，具有100萬畝野生麻黃草資源，另有3000多畝是人工種植的。麻黃草根長五六米深，對制沙還有特殊功效。最好的野生地每畝能割200公斤草，而人工封育的每畝采集的麻黃草可以達到600公斤。僅內蒙一地生長面積就達到1000萬畝左右，是經濟來源相對貧乏的當地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采集通常由當地農民相對多餘的勞動力進行。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草好天氣好的時候，每人每天能采100公斤，不好的時候，能采20到30公斤。當地政府在一些地方定點設置采購點，每公斤的采購價格0.8元到0.82元，遠距離的0.95元，每噸草不過800元。哪怕以含堿量較低的東部麻黃草計算，每230噸提煉1噸麻黃素，草原料的成本價格不過每噸18.4萬元。這些麻黃草提煉的麻黃素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其價格鏈條就開始瞭驚人的變化。據何頌躍提供的資料，在1996年初中國境內每噸42萬元的麻黃素在緬北賣到130萬元，1996年8月，每噸麻黃素已經炒賣到300萬元，11月份冰毒主要生產地佤幫控制地區每噸售到1100萬元。如果制成冰毒後，每公斤冰毒可以加工藥片2.5到3萬片，按照佤幫“批發價”每片5元計算，每公斤冰毒可售價12.5到15萬人民幣，每噸達1.25到1.5億人民幣，如果販運到泰國，每片可以售價4到6美元。
而最終與吸毒者交易時，就是達到瞭難以估量的更高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每片不等。
雲南省禁毒局綜合處副處長李宜融告訴記者，據不久前捕獲的大毒梟譚曉林說，他被捕前從印度因帕爾地區運入3噸麻黃素，進貨每噸價格為75萬人民幣，到緬北金三角後升值為3000萬人民幣，這應該是目前黑道麻黃素的最新報價。
麻黃素加上淀粉就制成麻黃素單方制劑，它們隻需要重新溶於水，與淀粉分離，就可以獲得純麻黃素。原來國傢對此並無控制，後來發現東北省份如吉林、黑龍江等地有人買下單方制劑出口俄羅斯，到境外再從中提煉麻黃素。現在國內麻黃素定點生產企業據馬明說隻有22傢，但記者在網上檢索到的一份名單卻顯示至少有107傢。
藥廠經理馬明形容他自己既是坐在金山上又是坐在火藥桶上，稍一疏忽就可能被毒販收買。他承認底線其實是很容易突破的，曾有一些沿海地區的毒販層層托關系找到他，想從他手裡購買到一些麻黃素。內部管理比起職業腐敗來說，算是簡單的，比如他的廠子就采取瞭本廠職工在上下班都經過隨身攜帶物品檢查，每天下班前，藥品雙人雙鎖入庫，但是購用證明的偽造，也並沒有想象中的困難。馬明說自己為瞭保證萬無一失，常常親自把藥品送到口岸去，直接裝船。
李宜融說：“80年代，緬甸禁毒界就有這個觀念，即‘沒有化學品，就沒有海洛因’。”由此推導，控制麻黃素，就是控制冰毒。國傢外經貿部貿易秩序處負責的一項項目，就是管理包括麻黃素在內的22種聯合國禁毒委員會規定的易制毒化學品的進出口審批程序。藥廠如果需要買進麻黃素作為制藥原料，必須先報請公安部禁毒局發放購買、運輸、生產許可證，各地公安局、經貿委協同核查，出口的海關隻有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四處。這些化學品的買賣是有限量的，化工部要定期對它們進行核查。中國的努力，目前已看到部分的收獲。由於雲南警方嚴密的檢查，現在緬甸制毒集團從中國輸入麻黃素的數量已大為降低。這點得到瞭國際禁毒會議上一位緬甸代表的承認，他證實:目前從印度進入緬甸的麻黃素已達到60%，而從中緬、泰緬邊境進來的有約40%。
在國傢的多重控制下，藥廠出紕漏在理論上是很困難的，但藥廠生存的狀況與他們掌握的資源卻不對稱。今天，馬明經營的藥廠是當地的稅收支柱產業，但藥廠本身的狀況卻堪憂，在企業股份制改革後，馬明稱要收回股份需要約200年的時間，職工月工資五六百元，能按時開支就不錯瞭。這層現實，使他們在努力把持自己顯得極其可貴的同時，恐怕也需要另外的、更強大的力量給予扶持。
(資訊)
化學前體
關於國際販毒，當前各國執行的有三個國際公約，即《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年精神藥品公約》以及《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既必須采取必要措施將受管制藥品的生產、制造、進熱賣口、出口、分配、儲存、貿易、使用和擁有等隻限於醫療和科研目的，並要求各國定期向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報送各種藥品的統計和劑量。
1988年公約是專門針對毒品販運而成立的，目前已有97個國傢和歐共體參加，中國是第二個正式參加國。作為前20名加入國傢成為公約的發起國之一。
公約將常用於非法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物質分為兩類列表進行管制。
表1的化學物質有11種，都是制造毒品的前體。
1.N-乙酰氨基苯甲酸
2.麻黃堿
3.麥角新堿
4.麥角胺
5.異黃樟醚
6.麥角酸
7.3，4-亞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8.1-苯基-2-丙酮
9.胡椒醛
10.偽麻黃堿
11.黃樟腦
表2的物質有11種，它們都是在制造過程中用來參與化學反應或者加工處理的化學品
1.醋酸酐
2.丙酮
3.鄰氨基苯甲酸
4.乙醚
5.鹽酸
6.硫酸
7.甲乙酮
8.派啶
9.高錳酸鉀
10.甲苯
11.本乙酸
國傢麻醉品實驗室的工作之一，就是為公安部禁毒生產用來給繳獲毒品做參照物的標準毒品樣本，這對認定毒販販運的是否是毒品，毒品純度有多少，以及最後的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一手創辦該實驗室的朱霽紅說:“在表1的物質中，屬於一類禁止自由流通和貿易的化學品，它們都是制造毒品不可缺少的原料，麻黃堿是造冰毒用的，麥角胺是造LSD用的，其他也都多少用於制造某些興奮劑。二類中的化學品，是一些化學試劑，比如鹽酸，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促使液態冰毒鹽化成固體冰毒，有時候需氧化瞭，就用一下比如高錳酸鉀。醋酸酐則是合成海洛因中不可缺少的。”
主筆李鴻谷 記者巫昂 金焱 甄方潔 紀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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